书香机关

《带着鲑鱼去旅行》
时间 : 2018-07-17 17:35:10 来源 : 本站原创 点击数 :

1959至1961年,我在卢恰诺·安切斯基主编的文学杂志ILVERRI上主持一个名为"小记事"("Diariominimo")的专栏。这个专栏有幸存活托福于安切斯基的勇气,因为那个年头文化评论都是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记事"却与之相反,专门刊登一些另类文章: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疯言疯语……它的作者群包括意大利最有天分的青年才俊,有诗人、批评家、哲学家和小说家。同时,这个专栏也转载从报纸上摘引的各种奇文怪论。在我印象中,该杂志的许多作者都曾为这个专栏写过稿,这使它的内容大为丰富。既然号称主持人,我撰稿自然要比别人勤快些,最初多写些道德寓言,后来则以文学仿讽(literarypastiches)为主。


    1962年左右编辑兼诗人维托里奥·塞雷尼要我把自己的这些专栏文章结集,交由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此时该专栏已不复存在,"小记事"成了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名称,我就把它拿来用作文集1963年初版和1975年再版时的书名。这后一个版本,删除了许多道德寓言(其中不少与速生速朽的时事相关),而偏重于文学仿讽,还新增了几篇近期所写的此类文章。几年之后,1975年版有了英译本,名为《误读》(Misreadings)。


    第一辑"小记事"颇受欢迎,曾几次再版。据我所知,几所大学的建筑系要求学生研读《PortaLusovica之悖论》(ParadoxofPortaLusovica),又有一所大学的古典哲学系开了一门课,专门讨论古代学者对希腊抒情诗人的看法是否类似于我笔下一千年后爱斯基摩人对流行歌本的看法。巴黎还有几位朋友成立了"跨文化基金会"("Trancultura"),聘请亚非两洲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欧洲城市,他们说这个方案是受到我的启发:在《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文明与性压抑》一文中,我写到美拉尼西亚人类学家用最先进的现象学参数来分析原始的米兰人。


    不过,除了那本小书,我还写过别的"小记事":我向朋友们讨教,经常是请他们合写,或至少出出点子,然后,文章若非改头换面问世,便是被我废弃在抽屉里。


    对第一辑"小记事"的出版我曾怀有歉疚之情,因为觉得它不够严肃,走的仿讽路线是旁门左道;但如今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


    30年过去了,废弃的手稿逐渐塞满了抽屉,朋友们又总是问我大家口口相传的某某文章究竟下落如何,所以,现在我决定出版第二辑"小记事"。还是1975年第一辑出版时的序言结语:"这是仿讽文学的宿命:它必须决不害怕夸大其辞。如果它击中要害,也只是预示某种蠢事总会有人去做,他带着赳赳武夫的坚定与严肃,面无笑容,且毫不脸红。"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本书并非所有篇目都是仿讽之作,其中也收入了若干毫无批评或说教意图的纯粹游戏文章,但我认为,对此无须在意识形态上作出任何辩白。


    这篇序言中没有出现例行公事的致谢辞,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照本书《怎样写序言》一文。


    1992年1月5日,米兰


第一部分 2.带着鲑鱼去旅行(1)


    带着鲑鱼去旅行


    报上说,现代世界有两大困扰:电脑入侵和第三世界大肆扩张。这话说得太精辟了,对此我已亲身领教过。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的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让它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运气真不错,伦敦的出版商为我预订了一家豪华宾馆,房间里配有小酒柜。兴冲冲进了宾馆,我却以为自己撞见了义和团叛乱时被困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发现他们的职员除少数马来西亚人外,其余的全是印度籍;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就整整死机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作后盾,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要放进小酒柜。按照惯例,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瓶小只装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杜伦布易威士忌(Drambuie)、拿破仑干邑白兰地(Courvoisier)等足足有五十瓶,矿泉水则有八大瓶沛绿雅(Perriers)、两瓶维特露意丝(Vitelloises)、两瓶爱维雅(Evians),又有三瓶小只装的香槟,许多罐健力士(Guinness)黑啤酒、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和胃乳片(Alka-Seltzer)。根本腾不出空来摆鲑鱼。我便从化妆台拉出两个大抽屉,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立马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摆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却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冰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中央电脑,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每件事都必须先翻译成电脑Basic语言。打好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冰起来。


    第三天下午四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四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人类学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桑娜时代喀非里斯坦(Kefiristan)地区的方言。


第一部分 3.带着鲑鱼去旅行(2)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帐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克利夸香槟(VerveClicquot),十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单酿麦芽酒,八升杜松子酒,二十五升矿泉水(除了沛绿雅和爱维雅,还有几瓶桑贝雷格里诺[SanPellegrino]),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照顾的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湖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是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第一部分 4.补办驾照奇遇记(1)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通知全世界,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它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3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第一部分 5.补办驾照奇遇记(2)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开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绝望、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还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还是驾照真的只按号码排列,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在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与克格勃(KGB)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到一位监理所的中层职员,那人甚至不要贿赂,因为他是《快报》(L'Espresso)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忱,他决定冒险帮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区区在下)一个大忙。我不知道这位勇士冒了多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驾照号码。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想必读者会见谅:我可得为妻儿的安危着想啊。


第一部分 6.补办驾照奇遇记(3)


    有了这个号码(我现在把它抄在各处,藏在秘密抽屉里,以防下次遭窃或丢失),我又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的排队长龙。我洋洋得意地在满腹狐疑的办事员眼前挥舞着它——他挂着一个冷冰冰的微笑,说我还必须出示远在一九五〇年代,亚历山德里亚有关机关将我的驾照号码通知米兰相关机关时的公文编号。


    又给老同学打了好几通电话,那位上次帮过忙、已经冒了老大风险的热心读者,再次挺身而出,担着坐几十年牢的风险,窃取了若干——不问可知——警察愿意为之英勇献身的资讯,把文件的编号交给了我。我也照样把它严密藏好,因为,众所周知,隔墙有耳呀。


    我再次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又排了几天长队,总算把事情搞定了:他们答应我,那份神奇文件两周之内就会下来。到了六月下旬,我终于拿到一份临时文件,证明我已申请补发驾照。显然设计人员不曾考虑过驾照遗失或失窃的问题,因为我拿到的证件是发给初学开车、根本还没有执照的那种人的。我把它拿给交通警察看,问有了它是否可以准许我开车,警察的一席话让我心凉了半截:这位爱岗敬业的好警官明明白白对我说,要是他逮到我只凭那张小纸片就胆敢手握方向盘,他定会让我悔青了肠子。


    事实上,我已经悔青了肠子。无奈又回到监管部,又耗了几天才得知,我拿到的那份文件,这么说吧,不过是正餐之前的开胃酒:我得等另一份文件,那上头会说明我丢了驾照,不过可以继续开车,直到新证下来为止,因为有关机关查明我以前的确有驾照。嗨,这件事根本自始至终大家都知道,从那个荷兰警察开始,一直到所有意大利相关单位,包括监管部都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一定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慎重考虑,才愿意如此公开表态。别忘了,监管部要求知道的每件事,都是它早已知道的,而且肯定是无论再怎样反复钻研,都发掘不出什么新名堂了。不过,人生嘛,就是这么回事。


    直到六月底,我一次次回去查询承诺给我的第二份文件,但它的制作显然极其耗时费力。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他们跟我要了那么多份资料和照片,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驾照像护照一样,每页都需要打水印、盖章,还有加密什么的。


第一部分 7.补办驾照奇遇记(4)


    截至六月末,我花掉的打车费已经多得吓死人,不得不再另觅门道。你看,我写稿的报纸发行全国,说不定借口为促进公共福利我非得出趟差,就会有人拔刀相助。多亏两家报社(《共和报》与《快报》)的米兰办事处帮忙,我联系上了地方政府新闻处。


    那里有一位好心肠的女士,愿意进一步了解我的案件。这位好心肠的女士根本没碰电话,她勇敢地赴汤蹈火,亲自跑到监管部,冲入那神圣不容亵渎的禁地,闯进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就堆在那里的一排排档案迷宫。这位女士做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只听见拼命忍住的尖叫声和瀑布般的纸张翻动声,还看见烟雾腾腾的灰尘从门底下云涌而出)。最后,这位女士终于出来了,手中拿着一张草纸般的黄色表格,很像停车场管理员塞在雨刷下的那种,长十九厘米,宽十三厘米。上面没贴照片,字是用手写的,还沾了些墨水印子。我猜想,这里用的准是残余在墨水瓶(我想起了《董贝父子》中提到的那种荒弃多年的墨水瓶)瓶底儿的、黏乎乎的墨水渣滓,它不在这粗糙纸片上留下洇渍才叫怪呢。这张纸片上有我的名字,还有那张失踪驾照的号码,以及几行印刷文字,宣称"这张文件取代上述执照,有效期截止本年度十二月二十九日"——之所以定在这个日子,很明显是企图趁驾车人远离家园、在阿尔卑斯山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战战兢兢之际(如果风雪交加就更精彩了),惨遭公路警察严刑拷打。


    这份文件授权我在意大利驾车,但我猜若在国外把它亮出来,外国警察肯定是一头雾水。唉,好吧,至少我又可以开车了。长话短说,我要补充的就是到了十二月,我的驾照仍然没有着落。我打算给临时驾照办延期,又碰了不少钉子,只好再次向地方政府新闻处求救。把办好延期的临时驾照拿到手上一看,嗨,上面那手七扭八歪螃蟹爬一般的书法,倒不如我自己写算了——这些字说的是次年六月我还需办理延期。又是精心挑选的好日子,无非是为了趁我在蜿蜒曲折的海岸公路上赶路时逮我。我还被告知,延期获准是因为真正的驾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签发。我排队期间遇到的那些难兄难弟,哽咽着告诉我,有人已经整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没有驾照了。


    前天我在临时驾照上贴好指定的印花税票;小商店的人教我不要把税票注销,因为万一收不到驾照,还得再买一次税票。但我想不注销税票不就成了犯罪了吗?


第一部分 8.补办驾照奇遇记(5)


    在此,我有三点感悟:


    一、我在两个月内就拿到临时驾照,是靠我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享受到多种特权。我有能力骚扰三个城市多位高层官员、六个公私立机关,外加一家日报和一家周刊——两者都发行全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如果我只是个杂货店老板或小职员,就只好去买一辆脚踏车了。如果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到正式驾照开车,恐怕只有意大利国宝级男高音帕瓦罗蒂才够格。


    二、我小心翼翼收在皮夹的那份证件,其实没有任何价值,也很容易伪造,所以意大利境内想必有一大堆真实身份无从确认的驾车人。这是集体犯法,或集体伪合法。


    三、请读者集中精神,设法想象一下意大利驾照的样子。现在已经不附赠护套(驾车人必须自费购买)了,驾照就只是两、三页粗劣纸张和一张照片。这种小册子绝不像李奇的书,在法布里亚诺由工艺精湛的技师悉心制作,相反,随便哪家三流印刷厂都印得出来,自谷登堡以来,西方文明可以在几小时内印出几万本这种东西(顺便提一句,中国人更早就发明了极为简便的活字印刷术)。


    制作几千本这种小册子,贴上无事故记录的驾车人的照片,到处兜售,甚至利用自动售货机销售,何难之有?汽车监管部和发证单位究竟搞什么鬼?


    我们都知道,水平一般般的恐怖分子就有本事在几小时内伪造数十本驾照——而且别忘了,伪造驾照要比制作真驾照更花时间。如果我们不希望丢失驾照的公民病急乱投医,去造访声名狼藉、烟雾腾腾的小酒馆,以至跟"红色旅"搭上线,只有一个办法:由汽车驾照部门出面聘请所有改过自新的恐怖分子。他们有技术,有时间,而且劳动——大家都这什么说——能净化灵魂;这么一来,既可以腾空许多牢房,又让有过前科的人有了洗心革面的机会,并避免了他们因坐牢期间无所事事,再度想入非非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样做一举三得,对驾车人和国营石油业也有好处。


    但事情也许没这么简单。我斗胆猜一猜,说不定外国强权已插手干涉我国的驾照事务了。


第二部分 1.1982空中的吃喝(1)


    1982


    空中的吃喝


    几年前,区区一趟短途飞行(到阿姆斯特丹来回),倒让我损失了两条布鲁克斯兄弟(BrooksBrothers)出品的领带、两件巴巴利牌(Burberry)衬衫、两条巴岱力(Bardelli)手工缝制的长裤、一件在伦敦男装名店区邦德街(BondStreet)买的苏格兰呢外套以及一件卡利吉亚牌(Krizia)的背心。


    所有国际航行都附带供应餐点,这的确值得肯定。但我们都知道,飞机上座位窄,折叠式托盘也小,飞行中又不时有颠簸,而且飞机上供应的餐巾只有巴掌大——如果你把一端塞进脖子,就遮不到肚子;如果把它摊在腿上,又顾不到胸前了。照理来说,这就该向乘客供应方便食用、易于充饥而不会留下污渍的简便食品。当然,给我们吃维生素片也太过分了啦。我所谓的简便食物,就是指像排条、烤肉、乳酪、烤鸡之类的东西;易留污渍的食品,则是诸如浇上大量美式番茄酱的意大利面、巴马干酪烩茄子、刚出炉的匹萨,还有盛在无柄小碗里咕咕冒泡的热汤等等。


    然而,飞机上典型的菜单总是包括一些用浓稠的深褐色卤汁烹制很久的肉类、大份量的西红柿、切碎后用酒浸制的蔬菜、浇酱汁的米饭和豌豆等。豌豆的精灵刁钻,谁人不知?——听到往豌豆里塞肉,即便特级厨师也会感到头大。这个时候,如果乘客还要坚持礼貌小姐倡导的礼仪,拒绝使用比较务实的汤匙,坚持以叉子进食的话,那真会狼狈到家。不过别以为中国人会更惨。我可以向你保证,用筷子夹豌豆远比用叉子和豌豆玩击剑来得容易。如果说叉子是用来兜住豌豆,而不是刺中,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你道叉子为何如此设计?为的就是在假装兜拢豌豆之际,让豆子掉个精光。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飞机乘务员专拣气流欠稳、机长发出"请系紧安全带"信号的时机才供应豌豆。面对如此精明的人体工学算计,豌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沿着你衬衫前胸滚下去,要么直接掉在裤裆上。


    古代寓言启发我们,要让狐狸没办法喝到杯子里的水,就要把杯子设计得高而瘦。飞机上的杯子却是矮而胖,像个盆子。显然,即使没有湍流,所有液体也都会遵循物理定律飞溅出来。面包呢,也不是那种刚出炉时就必须动用牙齿才撕得开的法国棍子,而是一种特别易碎的圆面包,手一碰就会爆破成雾腾腾的面粉。遵循拉瓦锡定理,这种粉末只是表面上消失了,下机时,你会发现它全压在屁股底下,千方百计想弄脏你的裤子。甜点则往往是蛋白糖霜制品,它的碎屑要么跟面包屑混合,要么就立刻粘得你满手都是,这时候,早已沾满番茄酱的餐巾根本派不上用场。


第二部分 2.1982空中的吃喝(2)


    没错,不是还有一条香喷喷的小湿巾吗?但它跟盐包糖包胡椒包等等混在了一起,所以等你往沙拉里加糖时,小湿巾也跟着落进了咖啡杯。滚烫的咖啡满满地倒在导热的杯子里,随时会漫过你被烫伤的手,跟先前凝结在腰带附近的肉汤会合。商务舱的空姐则会直接把咖啡浇在你腿上,再匆忙用世界语道歉。


    宾馆里有种专家,他们只用一个牌子的咖啡壶——就是不把咖啡倒进杯里,而把百分之八十都洒在桌布上的那种。飞机上客服供应部主任想必都是从这号人物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他们希望乘客感觉奢华,以为大家都记得,好莱坞老片里暴君尼禄总是用阔嘴酒杯喝酒,酒汁泼泼洒洒,落在胡子和斗篷上,或者封建领主总是美人坐怀,手握羊腿猛啃大嚼,华丽的长袍上油污片片。


    但又为什么,空间宽敞的头等舱却总是供应方便食用的食物呢?像是牛油吐司抹俄国鱼子酱,或只加几滴油和柠檬汁的熏鲑鱼与龙虾块。难道是受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电影的影响,每当纳粹贵族说"捅他一枪",大家就把一颗结实又简单的葡萄塞入口中?


第二部分 3.1987完美犯罪(1)


    1987


    完美犯罪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跟自己情妇群中的一人幽会之后,把她干掉了——用一只珍稀的契里尼盐瓶干脆利落地将其击毙。之所以这么做,不仅因为自幼接受严格的道德教育,认为沉湎肉欲的女人不值得一丁点儿怜悯,更是出于一份美学动机:为了体验完美犯罪的刺激快感。


    我欣赏着英国巴罗克水声音乐(baroquewatermusic)的唱片,等候尸体变冷,血液凝固之后,我便用电锯肢解尸体,尽量按照人体解剖学的基本原理操作,同时不由得对人类的文明赞叹不已,若没有它,优雅从何而来?社会契约又如何能够存在?完事后,我把碎尸装在两口羚羊皮皮箱里,换上一身浅灰色西装,搭乘卧车前往巴黎。


    我把护照和一份详细填写的海关申报单——单上列清我随身携带数百法郎——交给列车长,就倒头酣睡了,有什么比完成公民应尽义务,更能催人入梦的呢?况且海关确信:头等车厢的旅客都是社会精英,他们身份高贵品行端方,举动容不得丝毫猜疑。这种情况倍加令人称心,不过为了防止自己半途而废,我还特地带了一点吗啡、将近八百克的可卡因以及一幅提香(Titian)的油画。


    反正一到巴黎,我就会把那些倒霉的尸块扔了。至于细节无须我详述,你自己发挥想象力好了。你大可走一趟博堡中心,把箱子搁在那儿随便哪一座扶手电梯上,等有人注意到它,已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要不然,你可将它放在巴黎里昂车站(GaredeLyon)那种专门为这个目的设计的保管箱里。那种用密码开启的保管箱麻烦得不得了,以致成千上万的行李留置在那儿,没有人敢去取回。更为简单的方法是,把箱子留在桅顶书店(LaHune)门口,然后到双叟咖啡(DeuxMagots)里坐着。不消几分钟,它们就会被人偷走,此后就轮到那个小偷去头痛了。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件事还是让我非常紧张。凡是技艺极其复杂、而结果又无比完美的工程,都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典型症状。


    回到意大利,我还是坐立难安,于是决定给自己来趟洛迦诺假期放松一下。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让我隐隐约约害怕被人认出,所以我决定穿牛仔裤和鳄鱼恤,搭乘二等车。


    在边界上,几位警惕性颇高的海关官员盯上了我,他们把我的行李和私人物品翻了个底朝天,连我最贴身的内衣都没放过,然后指控我企图夹带一条有滤嘴的MS烟进入瑞士。最后他们还发现,我在括约肌后面藏了来路不明的五十瑞郎,而且我拿不出银行的换汇证明。


第二部分 4.1987完美犯罪(2)


    他们勒令我在一千瓦电灯的直射烘烤下接受审讯,用湿毛巾抽打我,后来又把我孤伶伶禁闭起来,逼我套上精神病人穿的紧身衣,用铁链将我锁在床脚。


    幸亏我急中生智,宣称自己是地下恐怖分子集团法西斯黑军旅组织(FascistBlackBrigades)的建军元老,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在快车上安置了几枚炸弹,理应被视为政治犯。他们立刻安排我住进了设在博罗梅埃群岛大饭店边侧的社会福利中心的单人房。一位营养学家建议我饿几顿肚子,以便降低到理想体重,我的心理医生则多方奔走,用我患上厌食症的证明,把我由监禁改成软禁。同时我写了几封匿名信给当地法庭,巧妙地暗示法官之间经常写黑函互相恐吓,我也公开抨击英国太后,指控她跟共党战斗小组(CommunistCombatantSquads)关系密切。


    如果一切正常,一周后我就可以回家喽。


第二部分 5.二加二是等于四吗?(1)


    二加二是等于四吗?


    我小时候,白色的冷饮手推车,就是撑着银色金属棚架的那种,卖给孩子们吃的冰淇淋有两种:一种是二分钱一个的甜筒,一种是四分钱一个的冰淇淋三明治。二分钱的甜筒很小,事实上,孩子的小手就能握牢,它是用一种特制的勺子,把冰淇淋从容器里舀出来,扣在甜筒脆皮上。外婆总是叫我只吃甜筒的上半部分,把尖的那头扔掉,因为它被小贩的手碰过了(不过那是最好吃的部分,又香又脆,所以我总是假装扔掉,然后躲起来偷偷吃了它)。


    四分钱的三明治是一种特制的小机器做的,它将两片甜饼干与中间一块形如圆柱体横剖面的冰淇淋夹紧。你要先把舌头探到饼干的夹缝中间,触碰冰淇淋夹心;等饼干被冰淇淋甘美的汁水浸透了渐渐变软之际,你再慢慢把它整个吃掉。外婆对此没有意见:理论上,饼干只接触过机器;实际上呢,小贩把它递给我们时,自然也还是用手拿着,只不过没办法区分哪是被弄脏的部分罢了。


    唔,我有些朋友真叫我羡慕,他们的父母给买的不是四分钱的三明治,而是两个二分钱的甜筒。这些得天独厚的小孩一手举着一根甜筒,神气活现地向前走;而且非常专业地把脑袋转来转去,这边舔一口,那边舔一口。这种仪式在我眼中,大大值得羡慕,不知多少次我苦苦哀求让我也享受一下这种庆典,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家的长辈总是不肯变通:一个四分钱的冰淇淋三明治,可以;两个二分钱的甜筒,没门儿。


    任何人都看得出,从数学、经济学或营养学无论哪个角度,这种拒绝都站不住脚。卫生更不成问题,因为照常规,两个甜筒尖端都会被扔掉。唯一虚弱又虚假的理由就是,小孩的眼珠子在两只甜筒之间骨碌骨碌转来转去,比较容易被人行道上的石块、台阶或坑洞绊倒。不过,我隐约觉得,可能另有一种秘密原因,很有教育意义,但我说不清它是什么。


    世事流转,如今我已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员,在这鼓励奢靡漠视浪费的文明(三O年代可不是这样)里,我们昏昏然充当着牺牲品,直到有一天我蓦然惊觉:那些现已过世的亲爱长辈教导得对,2+2≠4。用两个二分钱的甜筒取代一个四分钱的冰淇淋三明治,从经济角度看,并不代表浪费,但就象征意义而言,却绝对如此。我那么渴望一次吃两份冷饮,无非就是因为这让人感到豪华。但也正因如此,我从未如愿。因为这样做显得粗鄙,虚张声势地摆谱夸富,是对贫穷的侮辱。只有被宠坏了的小孩才会同时吃两个甜筒,这种小孩在童话故事里都会受到恰当的惩戒,就像不听话的小木偶匹诺曹。如果哪个父母鼓励这种只适合小暴发户的弱点,那实际上是用一出"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的话剧教育小孩。他们根本就是在训练小孩拎着在里米尼海滩上从小贩手里买的冒牌古奇(Gucci)旅行袋,购买经济舱机票。


第二部分 6.二加二是等于四吗?(2)


    如今老式的道德教育与新式道德格格不入了,今天的消费文明甚至把成年人都宠坏了,它许诺他们应该拥有更多、更多。从清洁剂盒子里附带的廉价手表,到包在塑料薄膜里、杂志随刊附赠的一拉就断的手链。就像那些曾让我妒羡的两只冰淇淋同时开吃的贪心鬼的父母,消费文明伪装给你更多,但实际上四分钱买到的东西,顶多能值四分钱。你把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扔掉,买一台夸口附带闹钟的新产品,但使用不到一年,由于某种奇特的机械故障,新收音机便哑巴了;不错,新推出的廉价汽车配有真皮座椅、可在车内调整两侧的后视镜,以及镶嵌式仪表板,但千万别指望它像赫赫有名的老式福特五〇〇那么耐用。那种老车即使抛锚,只要踢一脚就又向前跑了。


    老式道德标准把我们每个人都造就成斯巴达人,而今天的道德标准却要我们都变成希巴利斯人。


第二部分 7.1989你所不知道的开头或结尾(1)


    1989


    你所不知道的开头或结尾


    我的生活中有一出戏。我曾在都灵大学进修,并在那里获得过一份奖学金。那几年留给我平生最快乐的回忆,也让我一辈子讨厌吃金枪鱼。是这样的,学院食堂每餐只开放一个半小时,前半个小时来吃饭的人可以吃当日特餐;晚到的则一律吃金枪鱼。那四年当中,除了假期和周末,我一共吃了1920顿金枪鱼。不过我那出戏指的不是这个。


    我的戏是这样的,我们做学生的虽然没钱,但仍然渴望看电影、听音乐、看戏。所以我们会在开演前十分钟赶到戏院,找一位绅士——人们怎么称呼他的?——拉拉队的头儿,跟他握握手,偷塞一百里拉到他掌心。然后他就会让我们进场。我们是付费的拉拉队。


    而学院的大门每天午夜关闭,绝不通融。过了那个点儿还逗留在外就会被关在外面了。当时没有住宿公约,如果学生愿意,大可一整个月都不回宿舍。但话说回来,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午夜前十分钟撤离戏院,匆匆奔赴宿舍。但午夜前十分钟,戏还没演完。所以,我四年当中一次不落地在各剧院看过各种名剧,却都错过了最后那十分钟。


    所以我一辈子都不知道俄狄浦斯王如何面对可怕的真相,那六位找寻作者的角色最后下场如何,欧斯华·欧文(OswaldAlving)是否被盘尼西林治好了,哈姆雷特最后是否不再对生/死问题感到困惑。我仍然不知道谁才是真的庞沙夫人(SignoraPonza),卢吉洛·卢吉里、苏格拉底(RuggeroRuggeri、Socrates)有没有喝下毒药,奥赛罗去度第二次蜜月前,有没有将伊阿古打翻在地,《疑心病》里那个主角,健康是否有改善,大家是否都去参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婚礼,班布利(Bunbury)究竟是何方神圣。我本以为我是唯一被未知情节所困扰的人,直到一次无意中跟朋友保罗·法布里重温陈年往事,才发现多年来他也饱受类似的折磨,只不过我俩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学生时代在一家由学生成立并经营的剧院打工,职责是站在门口收票。因为很多买票的人都会迟到,他从来就没有机会在第二幕开演前溜到座位上。


    他看到瞎了眼睛,满口胡言乱语的李尔王,抱着柯蒂莉亚的尸首到处流浪,但他完全不知道他们何以落入那么悲惨的境地;他听见布兰奇·杜博伊斯向陌生人倾吐心曲,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一位优雅的女子,竟会落得为社会所不容;他始终不知道哈姆雷特为什么那么轻蔑他那位看起来蛮不错的叔叔;他看见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下毒手,可是他实在弄不懂,那么一位温婉的小妻子,搁在枕上轻怜蜜爱还来不及,为什么却要用枕头活活闷死……


第二部分 8.1989你所不知道的开头或结尾(2)


    好了,长话短说,保罗跟我互通有无,可以想见我们的老年会过得无比美妙:并肩坐在乡间农舍门前的台阶上或公园的长椅上,我们可以长年累月讲故事给对方听;他说结尾,我说开头,每当发现伏笔或解开悬念,都不由得啧啧惊叹。


    "你不是这意思吧!他怎么说的?"


    "他说:'母亲,我要太阳!'"


    "啊,那么他真的完了。"


    "是啊,可是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凑到他耳畔,悄声说出答案。


    "天哪,有这种家庭!这样我就懂了……"


    "你告诉我,俄狄浦斯后来怎么了!"


    "没什么好说的。他母亲自杀了,他把自己戳瞎了。"


    "可怜的孩子!反正就是这样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告诉他真相啦。"


    "没错。可我就是搞不懂。他为什么总也不明白呢?"


    "你设身处地想嘛。瘟疫爆发时,他是国王,而且婚姻生活愉快……"


    "所以他跟他母亲结婚时,他不……"


    "当然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


    "这就像弗洛伊德的病例。就算他们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


    现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音乐响起之后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负未见分晓之前便匆匆离席。知道开头与结尾,是会让我们更快乐呢,还是从此丧失了戏如人生的神秘与刺激?


(责任编辑: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