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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开》
时间 : 2018-07-17 17:34:47 来源 : 本站原创 点击数 :

文案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同时,作者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到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带回的“大串联”的旅途……他重建了这座“孩子们熟知四季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光与影(1)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环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光与影(2)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六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筋疲力尽,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我喜欢下雨天,光与影的界限被抹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 

  我和一凡常远足去东安市场。六十年代初,东安市场翻建成百货商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完全毁掉了原有的风味。当年东安市场,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光与影(3)

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多幻觉,这幻觉和光与影,和想象的空间,甚至和身体状态都有关系。孩子长大后,多半都会忘了,时间社会习俗知识系统强迫他们忘却,似乎那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条件。 

  我从十岁到十三岁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是身体与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即青春期的开始。饥饿是当时生活的常态。那时照片上的我,神情很像非洲的饥饿儿童,眼睛贼亮,直勾勾的,嘴角带有一丝狡黠的怪笑。 

  我显然正处于高度的幻觉中。在我眼里,树木奇形怪状,花朵鲜艳欲滴,烟悬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楼梯滚动,云朵变成怪物,阴影深不可测,星星又大又亮……后来看到凡高画的星空,一点都不惊奇。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处于饥饿中的人应有的视觉效果。 

  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语,走路不拐弯。特别是在课堂上,我基本上听不见老师说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老师问问题,我往往答非所问。开家长会,老师把忧虑传达给父母。好在母亲是医生,并没大惊小怪。但我处在他们严密的观察中。 

  半夜醒来,看见我的鞋在移动,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地;巨轮突然闯进窗户;玻璃上出现陌生人的脸;逆光中的树林着起大火…… 

  一天晚上,我独自回家,发现一朵白云就停在三不老1号大门口上空。它不大,圆圆的,像把大伞,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我家住的四层还低。多年后听说不明飞行物(UFO)时,才恍然大悟。在这朵云下,我如同被魔法降住,心乱如麻,浑身僵硬。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然后飞快跑回家。

味儿(1)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阴沟上,一边蹚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十岁那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来到颐和园。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先租了两条船,互相追赶,浑身被汗水浸透。在文昌阁码头还船上岸,就近下水。那临时游泳场有简易更衣室,还用木牌标明水位及安全区。 

  离开石堤,我用脚尖试探深浅。湖底是淤泥和尖利的石头。淤泥滑腻腻的,塞满脚趾缝黏住脚底板;暗流涌动,泥鳅般在裤裆钻来钻去。水漫胸口,我开始向前游去,一到木牌警戒线就往回返。在岸边喘口气,和同学打招呼。肚子饿了,上岸到小卖部买东西,吃饱喝足再下水。 

  越游胆儿越大,我离开安全区。岸上人影越来越小,天地间沉寂下来,只有风声水声和我的喘息。阳光灿烂,云朵舒卷。那突如其来的孤独,让人又紧张又着迷。 

  有渡船驶过,一个大浪打过来,铺天盖地,我被骤然卷到水下,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悬浮在中间——下够不到湖底,上蹿不出水面。天空黯淡,旋涡中是浑浊的太阳。窒息让我浑身无力头脑清醒,就在那一瞬间,晚饭、书包、父母、家养的兔子……闪念聚拢散开,像礼花般灿然开放,而我正和这一切告别——死亡意识让我震惊,顿时转化成求生的动力。我拼命扑腾,终于浮出水面,但由于剧烈呛咳失去平衡,上下沉浮,又喝了好几口水。 

  再次浮出水面,我抡开双臂向岸边扑腾过去。那姿势回想起来,很像孩子打架用的“王八拳”。直到脚尖够到湖底,我尽力站稳,把肺里的积水咳出来。爬上岸,浑身瘫软,坐在一块石头上。环顾四周,同学们在水中追逐嬉戏,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生活在继续。夕阳西下,就要落进群山中,这和水下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没有告诉同学,当然也没有告诉家人。那是我第一次死亡经验,无法与他人分享。

游泳(3)

 我头一次见到凯非表哥,肯定是个星期天,因为只有星期天他才能请假出门。那年我十三岁左右。我们先在他舅舅(也是我堂伯父)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陶然亭游泳池。表哥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表哥是红旗中学的学生。这所带有劳教性质的学校挺出名,是老师、家长威胁孩子的口头禅。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鼓励我们见面,毕竟是表兄弟嘛。至于表哥干过啥,亲戚全都讳莫如深。其实对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成人世界的道德感,凡是禁忌非法异端的,都让他们好奇,甚至持有天然的敬意。 

  从东交民巷出发,我们乘6路无轨电车去陶然亭游泳场,一路几乎没说话。表哥大我三岁,他身材不高但结实,皮肤黝黑,喉结上下翻滚——那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我尚未发育,与他相比,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 

  沿售票处铁栏杆排队,我们欲言又止,相视而笑。轮到我们,各自掏钱买门票。他在入口处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我想说谢谢,他用手势止住我。从更衣室来到游泳场,阳光炫目,众声喧哗,天空摇晃了一下——我在湿地上差点儿摔跤。表哥扶了我一把,他的手臂强壮有力。 

  他扭腰抻腿做完准备动作,纵身跃进游泳池。他的自由泳动作简洁明快,脚下水花很小,像个专业运动员。我目瞪口呆,只有惊羡的份儿。 

  我们上岸休息,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颗颗黑色水珠从他的臂膀滚落,在粗糙的地面洇成一片。我说了句赞美的话,被周围的喧嚣淹没,本想重复,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赶紧闭嘴。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让他人进入。 

  阳光在缓缓移动,波光耀眼,反衬着剪纸般的人影。表哥站起来,朝铁网围住的深水池走去。深水池清澈碧蓝,人很少,救生员戴墨镜坐在高凳上。表哥先走上三米跳台,在木跳板尽头跳了两下跃起,展开双臂再收拢,扎进水中。从蓝色泡沫中浮起,他沿扶梯上岸,再爬上高高的十米跳台。他并不急于跳水,而是从高处眺望远方。 

  归来时他笑容依旧,但心不在焉,目光有如盲人。我无法让他看见我,这让我很伤心。那天我们总共没说十句话,分手时甚至没说再见。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游泳(4)

我开始注意那些女孩儿,特别是发育中的少女。在禁欲的时代,游泳池是人体最暴露的公共场所。我常趴在水泥地上,头枕胳膊假装打瞌睡,窥视那优美而神秘的曲线。我暗自感叹,人间竟有如此造物,以前咋熟视无睹? 

  由于池小人多,常和陌生女孩子在游泳时相撞,无意触碰到胸部或大腿,竟有过电的感觉。绝大多数情况相安无事,但也有个别刁钻的,张口就骂:“德行,臭流氓!”遇此麻烦,往往非得先冒充流氓,恶语相向,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流氓。游泳场确有流氓事件发生。起初是小骚动,很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少不了起哄架秧子的,最后肇事者被扭送派出所。想必是人赃俱在。 

  所有体育运动,其实都有潜在的性动力因素。在我暗恋的表姐和陌生少女们注视下,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而最高理想是,要像表哥那样大摇大摆进入深水池,并登高远望。 

  代表游泳场最高特权的深水池,有北冰洋冰川的纯蓝与低温。入口处有木牌标明水温——今日11度,让我想起北冰洋牌高级冰棍。而我们芸芸众生蹚的浑水,不仅颜色难以描述,更甭提温度了。由于水浅人多更换少,水温总超过体温,跟泡澡堂子差不多。 

  然而享有纯蓝与低温的特权,必须通过二百米游泳考核。我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甚至赶晚间专场。要想突破二百米大关,关键是如何克服头五十米出现的“假疲劳状态”。晚场的好处是,人少游得开,精力集中。每次抬头换气看到的是一串灯光,像一串珍珠——属于你爱或你将要爱的人。 

  苍天在上,我终于通过考核,得到了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大摇大摆走进深水池。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在场女孩儿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聚集在我身上。一不留神,我排队跟着上了十米跳台。我晕高,不敢往下看,就更别说极目远眺了。待走到跳台上心乱如麻,但已无路可退,我只好捏住鼻子笔直蹦下去。砰然一声,惊涛骇浪先狠拍我再覆盖我。那冰水如针,让我头皮发麻,浑身刺痛。待沿扶梯爬上岸,我半身红肿,像虾米直不起腰,且哆嗦不止。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唯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

养兔子(1)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纠缠下,父亲上楼取来纸箱,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放学回家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不禁让我有一丝快感。 

  从五十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只能把白菜帮剁碎当鸡食。鸡嗉子鼓胀起来,转瞬化作灰绿色稀屎,招来无数苍蝇。转眼成明日黄花——秃顶脱毛,浑身脏兮兮,脚趾尖利。我们身后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总不能指望吐丝纺纱织布吧?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所谓“蚕食”,肉眼难以察觉,只留下点点黑粪。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成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只剩下梢头几片孤叶。我晕高。“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则那破茧而出的是我的噩梦。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看它们大口喘息,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让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养兔子(2)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我们围观,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养兔子(3)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了祸,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她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到家里的兔笼中。

养兔子(4)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朝鲜战争借的军火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据说苹果是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小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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